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法律、制度、政策，消除人们在致富路上的障碍、藩篱，为人们获致更为美好、更有尊严的生活提供支持与帮助。
(59)杨铜铜：《论体系解释规则的运用展开》，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31卷，北京：研究出版社，2020年，第190-206页。法律论证理论的价值及其实践应用还有待继续开发。
法教义学体系具有融贯化和动态化特质，是一种弱意义上的科学⑦。如何在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与法律方法的运用过程中体现法教义学，成为相关成果的集中关切。(51)方新军：《权利保护的形式主义解释方法及其意义》，《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164)孙国祥：《刑事合规的刑法教义学思考》，《东方法学》2020年第5期。(157)白建军：《论刑法教义学与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
另外，还有不少成果聚焦于司法推定问题，尤其是在部门法视野内展开更加精细的分析。因此，法典化的影响在刑事法领域中处于优先地位，相关的法律方法研究成果也一直非常丰富。互换性利害关系的核心是特定的利益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排他性配置，特别是有关公务员职位与有限经济资源的配置，例如行政机关对于天然气独家经营权的授予。
[41] 见前注[40]，耶利内克书，第45—47页。[17] Vgl. Hartmut Bauer (Fn.9),S.148 ff.[18] Vgl. Huber (Fn.10), S.170.[19] Vgl. Joachim Martens, Der Bürger als Verwaltungsuntertan? Krit V 1986, S.104(122 ff.).[20] 见前注[8]，詹镇荣书，第506页。也唯有如此，法规范中的可为与能为才完全实现。最后，在确定规范保护目的时，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规范内效力和规范外效力的方式发挥明确价值与体系化的作用。
[78]这尤其表现为，行政诉讼实践原则上承认相邻权人和公平竞争权人具有公权利，[79]但哪些主体具有相邻权或公平竞争权，恰恰是有待判断的问题。[65]（二）利害调整模式与保护规范理论的融合虽然现今德国通说仍然延续着保护规范理论，但是理论和实务界吸收了利害调整模式的理念，越来越关注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水平维度的私人间关系。
普罗伊斯认为，若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不履行义务，公权利主体具有请求国家为一定作为、不作为或容忍的请求权。例如在联立公司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在相关民事诉讼无法较好解决争议的背景下，应强化行政诉讼对于私人利益的保护。现代行政法应关注复杂的制度现实与利益结构，立足于基本权利辐射下的法秩序与权利保护制度，进而为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公权利确立合理的判别基准。[25]究其根本，新保护规范理论并未充分识别复杂的利益结构，也没有提出变革性的应对策略。
[36] 参见益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4)行终字第6号。 注释:[1] 关于公权利，学说上有公权利公法权利主观公权利主体公权利行政法权利行政法上的权利以及行政法上的公法权利等不同表述。[80] 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02页。[86]七、结语面对现代社会中行政对个人利益的广泛介入与调整，利害调整模式对包括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提出了系统要求：其一，对于公权利的识别而言，为了确保公权利的规范性，关键是具有民主正当性的立法者通过法律对不同的私人利益加以分配与调整，尤其是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基本权利冲突。
德国行政法主要借助保护规范理论识别第三人的公权利，即第三人是否享有公权利取决于行政法规范的私益保护目的。[18]利益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公权利理论出现罅隙：其一，传统公权利理论原则上忽视第三人的地位，区分对待相对人和第三人。
在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立法者必须就私人间的利益冲突做出调整决定。[43]这一定义既包含了水平关系的可为与垂直关系的能为这两个维度，也体现了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国家与冲突私人之间的关联。
[7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12条第1款。德国法中对保护规范理论的批评，参见Johannes Masing, Die Mobilisierung des Bürgers für die Durchsetzung des Rechts, Duncker Humblot,1997,S.111 ff.,194 ff.[6] 有关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与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概念及其特征，参见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90—109页。借由这一请求权，私人可以保障他所拥有的形成、保全或者准入利益的实现。利害调整模式将诉权区分为两个要素：一是规范要素，原告必须以行政法规范为依据，主张其具有经由利害调整公式得出的、包含可为与能为的公权利。赵宏：《公法邻人保护中的考虑要求》，载《法学家》2023年第1期。例如，市场经营者请求行政机关撤销颁发给其他主体的市场准入许可。
运用巴霍夫的自由推定公式所引起的一方法律地位的增强导致另一方法律地位遭受负担，而利益对立者同样也可以基于这一理由证立其权利。通过将国家明确为恒定的义务主体，利害调整模式中的请求权指向要求，私人一方仅可通过能为(K?nnen)向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请求实现自由的可为。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字第169号。不同法院在解释同一规范时，得出相反见解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在运用利害调整模式时，基于我国法秩序的特殊性和利害调整模式的特征，应该进行适度调试。于此背景下，行政法律关系逐渐从二元转向多元，古典的干预行政也衍生出分配行政的理念，从而对传统行政法的概念与体系提出了挑战。
如果说行政法的公共化建构功能将最初多样化的水平层面的冲突转化为垂直方向的冲突，将原本平等私人间的对立转化为个人与国家的对立，那么利害调整模式对水平关系的重视无疑把被掩盖在行政法垂直关系结构背后的私人间水平关系直接纳入视野，将在二元行政法律关系中被忽视的第三人置于与相对人同等的地位，依据法规范对利害进行直接分配，并最终借助国家实现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如果缺少法律或者法律未达到基本权利要求的最低保护限度，那么基本权利也可以成为公权利的直接基础。对于中文而言，法与权利缺少借助该前缀进行区分的实益，也有可能增加理解上的困难。[28]鲍尔的思考同样无法避免对法规范和法解释的借力，同时也被指摘只有学理价值，并无实践意义。
对于涉及第三人保护的情形，要适用利害调整公式，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则要考虑保护规范理论。为完善行政法上的第三人保护，利害调整模式可以和保护规范理论相结合，分别适用不同类型的水平关系。
虽然德语原词subjektives ?ffentliches Recht可直译为主观公权利，但主客观的用法是部分欧陆语言用以区分法与权利的前缀。与以往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相比，利害调整模式特别注重私人间水平关系之于公权利判断的意义。
多元行政法律关系通常包括三方甚至多方主体，受国家与私人之间二元关系的影响，传统公权利理论先验地将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私人(第三人)置于观察视野之外。[5]若要回应相关质疑，我们不应仅着眼于中国版本的保护规范理论，而且也要关注作为公权利理论原产地的德国的学说与实践动向。
1.从二元到多元：行政法律关系的嬗变以国家与私人之间的二元关系为前提，传统行政法旨在拘束国家，取向于个人利益的维护。如果私人要拒绝其他私人的可为，则其所直接面对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只有依据法律规范一方私人才能间接地面对他人。在实际效果上，这种关联和回溯拓宽了观察公权利的视野。[36]由于主体间法律地位的彻底变更会导致实体利益分配的极化，加之维系法律状态稳定性例如市场秩序或公共职位稳定等法安定性，所以程序利益与程序保障尤为关键，立法者需要通过强化程序利益的配置以弥补实体利益的不均衡分配。
交织包括了对立性与互换性利益冲突。[73]六、利害调整模式对我国的镜鉴我国同样面临多元行政法律关系的挑战，法律和行政机关也要对不同的利益进行权衡。
[81] 参见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7—29页。[71]因为利害调整模式定位于包含利害调整方案的法律规范，然后将规范目的、规范框架和周围的规范结构进行具体化，并要求在解释规范时关注立法宗旨、基本权利等要素，同时也不排斥抽象的解释规则。
[62] Vgl. Rainer Wahl, in: Friedrich Schoch/Jens-Peter Schnider/Wolfgang Bi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Werkstand: 39. EL Juli 2020, Vorbemerkung,§ 42 Abs. 2 Rn.61 ff.[63] 对考虑要求的介绍，参见赵宏：《中国式保护规范理论的内核与扩展——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为观察视角》，载《当代法学》2021年第5期，第92—93页。权衡表示，水平层面任何一方利益的实现仅能通过协调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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